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慈善组织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
2022-12-08浏览次数: 889

  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,“三农”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,必须解决好“三农”问题,实施乡村振兴战略。2018年,党中央、国务院颁发《乡村振兴战略规划》,2021年颁发一号文件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的意见》,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作出了重大部署。

 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,标志着我国从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迈进,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内容。只有实现乡村振兴,才谈得上现代化强国,才谈得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。慈善组织顺应时代潮流,着眼新时代新要求,积极响应并全面参与到乡村振兴这一伟大的实践之中。

  在我国历史性解决了绝对贫困、圆满完成扶贫攻坚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,在向第二个百年目标迈进的同时,也要清醒地看到,我国东西部发展仍然不平衡,地区差距、城乡差距还十分明显,尤其是城乡居民收入和分配的差距还很大。这是现实的国情,需要我们大力发展慈善事业,广泛开展救助型慈善活动,促进社会财富分配格局优化,在助力乡村振兴之中发挥慈善组织的作用。

  我们知道,慈善事业是利国利民的伟大事业,是我国社会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,是社会救助制度和兜底保障制度的有益补充,是实现社会第三次分配的关键要素,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体现。慈善组织在完善国家治理体系与提升社会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,尤其是助力乡村振兴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。客观地说,我们虽然告别了绝对贫困,但相对贫困问题和特殊群体还将长期存在,而这也是乡村振兴的短板。发挥社会救助和兜底保障的重要作用,积极助力乡村振兴,这是慈善组织的使命和责任。

  助力乡村振兴,参与美丽乡村建设,慈善组织起码在两个方面可以大有作为。

  一是慈善公益项目的引进和善款善物共筹,扶弱济困,从实际出发,面向包括留守老人儿童在内的困难群众,面对偏远地区的乡村面貌改善,针对性地实施一村一品,一户一策,甚至一人一策,将善行善举落到实处见实效。慈善组织利用其扶困救灾、助医助学助残,帮扶鳏寡孤老的特殊功能,在“第三次分配”中发挥作用,传递公平正义的力量,让困难群众体会到共同富裕的温暖,可以大有作为。

  二是努力传播慈善文化,提升道德的量。慈悲为怀、待人以善、讲信修睦是我们民族美好的品格。慈善组织要在乡村振兴的伟大事业中,积极传播慈善文化,传递善心友爱的正能量;要践行“有力者疾以助人,有财者勉以分人,有道者劝以教人”;促进人人向善,做好化解基层社会矛盾、促进乡邻之间和睦相处的“黏合剂”。温饱不愁心灵美,心情舒畅风气正,这才是慈善组织参与乡村振兴和美丽乡村建设之要义。

  记得在2011年7月,我们邀请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在北京定福庄文化产业论坛演讲,老先生在“文化产业发展中的若干问题”的演讲中,谈到“道德调节的力量”给我很深印象。他说,文化产业在经济发展中对我们有三个重要启示。一个启示是,最大的约利不是人力的红利,不是资源的红利,而是社会和谐的红利;第二个启示是,人与自然的和谐;第三个启示是,文化消费增长要快。厉先生还说,除了市场调节、政府调节以外,还第三种调节即道德力量的调节。在大动乱的年代中市场是失灵的,政府是瘫痪的,但人类社会延续下来了,靠的就是道德力量。道是无形却有形,道是有形却无形,每个人都要自律,这是我们社会前进所必需的。我认为,道德力量的第三种调节可能就是第三次分配的理论基础之一。

  这里,我以“幸福家园”村社互助项目为例,介绍一下中华慈善总会在赋能乡村振兴的探索和实践。

  中华慈善总会成立于1994年,其宗旨是发扬人道主义精神,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,为发展慈善事业,传播慈善文化,帮助困难群众和个人,开展多种形式的慈善活动,是连年获评国家AAAAA级的全国性社会组织。去年,中华慈善总会联合全国各省、直辖市、自治区慈善组织推出“幸福家园”村社互助项目,并将其明确为今后的重点工作之一。中华慈善总会会长宫蒲光在海南检查“幸福家园”项目实施情况时指出,“幸福家园”村社互助工程是响应党和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一次深度实践。中华慈善总会正致力于将其打造为一个助力乡村振兴、造福村社群众的新时代“希望工程”,为乡村经济发展和乡村振兴事业注入慈善的温暖底色和蓬勃活力。

  在五年前,湖北省慈善总会积极参与乡村振兴,率先在湖北省开启了“幸福家园”村社互助工程,慈善活动进乡村进社区,急困难群众之所需,应困难群众之所求,项目获得成功,获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,他们的有益探索,开辟了慈善组织助力乡村振兴的新途径。2020年9月,中华慈善总会在调查了解之后,与湖北慈善总会携手,将此项目推广为全国慈善组织广泛参与的、助力乡村振兴的公益项目。这个项目从最基层的村社做起,有五个方面:

  一是建立互助基金。支持乡村、社区、学校、医院在平台上成立互助基金,用于助医、助困、助学、助孤、助残、助老,解决村社急难愁盼问题。

  二是发起项目共筹。支持乡村、社区、街道、学校、医院和社会组织根据实际需求发起项目筹款,助力社会基层治理,解决社会治理的末梢问题。

  三是推动协作帮扶。开展东西部产业和消费协作交流,结对帮扶,打造“一村一品”,打通地方特色产品外输的电商渠道,形成协作机制,提升村社集体收入。

  四是开展志愿服务。建立村社志愿者队伍,关爱特殊群体,调解邻里矛盾,提供法律咨询,普及科学知识,促进村社文明。

  五是共建幸福家园。积极联系企业、返乡乡贤和原籍走出去的成功人士,热心捐赠,甚至冠名建立专项爱心账户,所捐善款定向用于救灾济困,美丽村社建设项目,助力文化产业,共建幸福家园。

  以“幸福家园”村社互助工程为抓手,以慈善赋能乡村社区,助力乡村振兴和基层社会治理,虽然还很不成熟,项目还需根据实际,有的放矢,加强精准度。令人欣慰的是,经过一段时间实施,成效已有初步显现。比如,陕西省慈善总会因地制宜,着眼乡村振兴,在农村行政村和城镇社区实施五个一“慈善幸福家园”项目,即:建立一个慈善工作站(由村、社区支部书记任站长,督促慈善工作);筹设一支互助金(倡导村社居民自愿捐赠一元不少,百元不多;呼吁当地走出去的成功人士积极捐赠),办好一个关爱中心(为一老一小排忧解难,即孤寡老人和留守儿童);建立一个慈善公约(村民居民自愿签认公约),成立“红白理事会”,开展“尽孝”“贤惠公婆”“好媳妇”等评选活动,促进文明乡风民俗建设;组建一支慈善志愿者服务队(由志愿者开展急难救助、关爱老我儿童、日常照料等义工服务)。陕西省慈善总会开展的“慈善幸福家园”项目目前已达3100多个,这些项目涉及乡村社区的爱心餐厅、儿童之家、村民文体活动中心,养老院等,线上线下筹募村社互助善款4.5亿元,组建村社志愿者队伍2000多支,志愿者超过15万人。

  河南省慈善总会从实际出发,以乡村振兴为突破,提出按“四有”标准推进“幸福家园”村社互助项目。即,有一批品牌服务站点,有一批出彩的慈善项目,有一批村社互助慈善基金,有一批优秀慈善志愿者。截至今年上半年,河南省已有264个村社参与“幸福家园”项目,在试点的36个县88个村社,发起网络众筹项目180个。我参加了河南慈善总会在郏县召开的现场会,欣喜地看到,将慈善项目、慈善文化植入当地的民宿、乡村游乐园、养老院、乡村文化设施建设、传统戏曲演出、环境治理等方面,取得良好效益,受到当地群众欢迎。

  重庆慈善总会以“乡村振兴”为主题,在腾讯公益支持下,举办了全国首场区域性公益慈善助力乡村振兴专场活动,在互联网平台上,达到政府、企业、社会组织、各界群众传播慈善、共建公益的效果,产生较大社会影响。

  截至12月2日,中华慈善总会与湖北、陕西、河南、山东、江苏、重庆等30个省市区的573家慈善会联合实施了“幸福家园”工程,发布项目13476个,吸引了34792个村社参与,村社居民参与人数达460852人,这些项目获得133.7万多人次捐赠,累计筹措善款11.74亿多元。

  在党中央的重视和领导下,新时代的慈善事业迎来新的发展机遇,但我们也要看到,我国慈善事业还面临诸多困难和问题,比如,慈善事业规模较小,在参与乡村振兴中慈善组织还深感力不从心,募捐能力和数额与我国的社会财富量级还不匹配,先富起来群体的慈善热情还没有激发出来。网络募捐还有待深入挖掘;全国9000多家公益慈善组织,近几年捐赠总额一直徘徊在1500亿左右,占我国GDP总量不足0.2%,而发达国家一般在2%左右。

  慈善组织一方面在美丽乡村建设、提升社会基层群体向上向善道德品质方面有特殊的助力作用,另一方面,乡村振兴也给慈善组织开辟了新的领域,提供并开拓了新的发展天地。

  需要注意的是,乡村振兴除了美丽新乡村建设,改善乡村路、电、水、气、绿化等宜居环境,提高乡村居民生活质量,体现新面貌新气象之外,还得注意中华民族优秀乡村遗存的继承和保护。那些古老村落的建筑、乡贤故居、壁画、雕塑、牌坊,音乐、歌舞、曲艺,乃至生活用品、生产工具,以及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,都是乡村振兴的宝贵财富,是中华民族不可或缺的特质。

  去年8月,在人民出版社成立100周年之际,人民出版社官方平台隆重推荐了《村落中国——中国大学生田野考察札记》一书。这套书分上、中、下三册,全书图文并茂,计有89.5万字。记载了中南大学中国传统村落中心师生对长江黄河流域以及西南22个省的207个县,以及纳入“中国传统村落名录”的1569个传统村落,跟踪式进行的大规模田野考察。我为此专门写了书评,认为这可能是中国大学生第一本大规模田野考察的成果辑录。此书出版,对我国古城古镇古村落立法保护而言,不仅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,同时对乡村振兴,亦有实实在在的助力作用。

  早在2012年,国家组织有关部委就我国第一次传统村落现状开展摸底调查,这标志着中国传统村落的保护和发展,正式纳入国家文化保护战略。10年来,国家已分五批将6819个传统村落列入“中国传统村落名录”。2014年,光明日报刊发的“新乡贤新乡村”系列报道,指出“当前,中国城镇化发展迅速,外出务工潮波澜壮阔,许多乡村精英流失,人去地荒,中国农村正呈现空壳化。统计数据表明,中国城市人口已超过农村人口,农村正面临“千年未有之大变局”。城市化背景下的乡村如何发展?如何治理?千余年的文脉如何接续?传统乡村文化如何重构? 需要指出的是,重构传统乡村文化,需要一批有奉献精神的乡贤。他们身上散发出来的文化道德力量可教化乡民、反哺桑梓、泽被乡里、温暖故土,对凝聚人心、促进和谐、重构乡村传统文化大有裨益。”

  中华文明根植于农耕文化,乡村是中华文明的基本载体。20世纪40年代,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深入江苏的江村和云南的瑶山考察,认为“从基层上看去,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”。聚村而居,终老是乡,差序格局和礼俗社会之根源,文化之根脉,都在其“乡土性”。如今,中国在消除贫困、改善民生等方面虽已取得巨大的成就,今日之乡村较之昔日之乡村,社会的文明程度、现代化程度已有明显的提高。但“三农”问题仍然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。中国社会的特征,主要还是表现在乡村,中国社会矛盾,主要还体现在乡村,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,最繁重的任务还是在乡村。乡村振兴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重要,自不待言。

  我们慈善组织要更加有效地助力乡村振兴,参与美丽乡村建设,传播慈善文化,贡献慈善的道德力量,用法治思维解决慈善事业发展中的新问题,积极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,发挥好给政府兜底再分配补充作用,通过人性的温暖和慈善的正能量,推动共同富裕,坚持走中国特色慈善发展之路。

(文章来源于慈善公益报社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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