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民营企业家的先贤和楷模”——张謇改良社会的慈善实践
张謇(1853-1926)，号啬翁，江苏南通人近代著名实业家、教育家、慈善家，其早年以“读书一科举”为业，并在1894年的恩科考试中举夺魁，状元及第。不久，甲午战争爆发，清政府在内忧外患中摇摇欲坠。张謇目睹清政府之腐败与民众之悲慘，遂弃官从商创办南通大生纱厂。其后半生致力于南通地方自治，大兴实业、教育与慈善，并将慈善事业看作实业救国、教育救国理想的重要补充，纳人改良社会的系统工程。作为中国近代史上声名远播的状元慈善家，张謇一生心系贫苦民众与国家前途命运，以敢为人先的精神，改良、创办大量慈善机构，使当时的南通县“以地方自治实业、教育、慈善、公益各种事业之发达，部省调査之员，中外考察之士，目为模范县”。
救国图存，弥缝实业、教育之不及
光绪二十年(1894)，中日甲午战争爆发。翌年，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《马关条约》。一时间，朝野上下，无不震动，新科状元张亦在其列。甲午那年，恰逢慈禧六十大寿，举行恩科会试，41岁的张謇一举夺魁。然而，朝廷内部的帝后之争和紧接而来的甲午战败，令张謇愈发感到国家忧患之深重，对于官运仕途的态度也越发淡薄。如何救国于危难救民于水火?经过一番深思熟虑，张决意弃官从商，兴办实业。
考虑到国家的现实情况及个人能力，张謇决定在家乡南通试行实业救国的道路。南通有着深厚的植棉传统，至清代前期已经发展为国内重要的棉花生产地和集散地，非常适合办纱厂。因此，自光绪二十ー年(1895)开始，张謇到处奔走筹资，虽然多次碰壁，仍不改初心。经过多年筹划布局，最终创成南通大生纱厂。之后，为解决纱厂原料不足的问题，又陆续创办了全国首家通海牧公司及广生油厂、大隆皂厂、大生纸张印刷公司等，形成了覆盖金融业、食品业、日用品、造纸印刷、建筑业等多个领域的实业系统。
大生纱厂的成功，为张謇积累了大量财富。对于普通人而言，财富或许只是享乐的资本，但在张謇这里，它却是改良社会的重要支柱。在张謇的构想中，实业只能达到富国的目标，真正要改变社会现状，关键还在育人。因此，抱着“开民智”的想法，张容开始在南通兴办教育事业。但是，“欲教育普及国民不求师，则无导。故立学须从小学始，尤须从师范始”，因此，张容在光绪二十八年(1902)创办了我国近代第一所民立师范学校一一通州师范学校(今南通师范学校)来培育优秀的师资力量。之后，又陆续创办了通州女子师范学校、南通医学专门学校、盲哑学校师范科、女工传习所等。据统计，从光绪二十八年(1902)创办通州师范学校起，在短短的20多年中，张謇创办和参与建设的各级各类学校及教育机构多达370所。可以说，张謇凭一己之力，构建了南通从幼儿园到大学的完整教育体系。
但仅凭借实业与教育，仍不足以实现救国之理想。宣统元年(1909)，清政府发布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)，要求各地选绅，依章程筹办城镇乡自治事宜。清政府所倡“地方自治”与张謇历来主张的“村落主义”不谋而合，其特别列出的传统善举诸端，更加深了张经营地方的善底色。但是，在这一时期，张謇对于慈善与地方社会间的关系定位并不明确，其兴办慈善，更多的还是源于地方士绅的一种责任感，具有一定的盲目性。
民国元年(1912)，张謇与英国浸礼会传教土李提摩太进行了一次会晤，谈到中国的未来时，李提摩太指出，除非中国能够真正普及教育与公共卫生，大兴实业，推广慈善，否则，必然难以实现共和。若能够在国内择一两处推广试点，发挥模范作用，带动其他地区，中国的富强也就指日可待了。张为此深深触动，第二天就写出了《感言之设计》，对在南通兴办实业、教育、公共卫生、慈善四类事业的规模及经费进行了初步构想。这一举动也意味着，张謇正式将慈善与实业、教育并举，共同纳入社会改良的系统工程之中。其后来论及三者关系时即称，“窃以国家之强，本于自治，自治之本，在实业教育，而弥缝之不及者，惟赖慈善”。
幼人之幼，承前制而成新育要堂
尽管张謇慈善救国的观念正式形成于民国元年，其慈善实践却早在19世纪末就开始了。只是早期的慈善活动多以传统的慈善方式展开。
19世纪80年代初，通海一带常发生水灾，一些不法粮贩往往趁机抬高粮价，百姓苦不堪言。张容目睹民生疾苦，有了办社仓的想法，但由于各种原因直到光绪二十四年(1898)，“营所居常乐镇二十八圩社仓”。社仓在收获季节按士地面积，照市价征收粮食。青黄不接的时候，再以平价出售或者借出，夏收后归还。但是，由于这一创举损害了粮贩的利益，常乐社仓在建设不久后就遭到毁坏，令张謇颇为无奈。直到两年后，张才重修常乐二十八圩社仓，并制定“社仓约”进行规范。除了社仓外，张謇还拿出私资，在常乐镇社仓沟北买了五亩左右的土地办公厝堂，为贫苦死者及客死常乐的流浪者提供停尸之地。
20世纪以后，随着大生纱厂的成功，张经办慈善的条件也愈发充分。戌至辛亥年间，由于经办实业的需要，张常往来于通州、上海两地之间。上海因开埠较早，慈善发展得风气之先，不少教会人士在上海开办了西式慈善机构。旅沪期间，张除为大生纱厂事奔走外，借机参观了不少上海教会的慈善机构，如基督教会在上海徐家汇创办的育婴堂、安老会，对近代西方社会慈善事业及理念有了初步了解。在这一时期，张自己的慈善事业也得到进一步拓展，新育婴堂即为重要一例。
南通旧有育婴堂建于乾隆三十九年(177)，及至清末，年久失修，管理混乱。光绪二十九年(1903)，张謇、张(张之兄，生于1851年，卒于1939年)人受邀去旧育婴堂视察。只见几间又小又破的房屋紧紧挨在一起，屋内低不平。由于屋子都是东西向，若遇阴雨天，则屋内泥泞不堪、湿气久久不散若遇烈日，则屋内炎热难耐、暑气纵横。堂内乳妇，懒不堪，一进屋子，污秽处处，臭气熏人。见此情景，三人便商量着重建育婴堂，救助贫弱婴孩。
新育婴堂建成于光绪三十二年(1906)，地址由张择定于唐镇鱼池港口北面，占地约15亩。该处三面环流活水，屋舍宽阔整洁，空气清新自然。购地、造屋等各项费用加起来有23400多元，由张容兄弟和大生厂主事人捐四分之三，官府赞助四分之一。新育堂仿照上海徐家汇教会堂建设布局，分为内外堂乳养。张、张为义务正副院长，下设女主任1名，乳母10多人育婴堂开办一年，成效显著，製孩成活率大幅度提高。其后，随着收納婴孩数量的上升，经费开支越来越大。加上南通师范等学校的支出消耗，育婴经费颇为紧张。张自感责任重大，遂重拾旧业，于宣统元年(1909)发表《鬻字字婴后启卖字等款。所得钱款，一律捐给新育婴堂。
对原有慈善机构在继承前制的基础上进行改建，是张謇所办慈善事业的特征之一。在新育婴堂之外，其兴建的义园(1914)、流所(1916)、旅殡所(1920)也都属于这一类。
教养并重，创国人首所盲哑学校
清末民初的中国，正处于“千年未有之变局”。受这一变动时期的影响，张的慈善事业也表现出新旧交错的特性。在改建传统慈善机构之外，张謇还吸收西方慈善的有益元素，创办了一批近代慈善机构，贫民工场(1914)、济良所(1915)、残废院(1916)、盲哑学校(1916)均属于此类。这些机构以“教养并重”为培育方针，与中国传统慈善组织“重养轻教”相区别。其中，这一特点表现尤为突出的当属南通狼山盲哑学校。
光绪二十九年(1903)，张謇应日本驻江宁领事天野恭太郎的邀请，赴日本参观其国内第五次劝业博览会。张謇在日本前后停留两月有余，其间，除参观博览会之外，还考察了日本的工厂、农场、学校、公共设施及慈善机构等。其中，日本的盲教育给他留下了尤为深刻的印象。
5月20日，张謇跟随引导员参观了京都盲哑院。在那里，他看到“一哑生藤元画楚楚可见”，“一盲生能于小长方铜范中针刺字母”，当时就惊叹道:“彼无用之民，犹养且教之使用乎!在京都盲哑院，盲哑人不仅有机会接受良好的教育，还能学习到许多有用的生存技能，这种教养并重的慈善方式，令张謇印象深刻。在中国封建社会，人们往往认为，盲哑儿童的诞生，是前世做了太多事的结果。这种迷信的盛行，也是中国迟退没有建立自己的盲教育事业的原因之一。日本之行，给张謇带来极大的震，可是，由于种种事务缠身，盲学校的相关工作迟迟未能推行。光绪三十三年(1907)，张謇撰写《致署江苏朱按察使劝兴盲哑学堂函》。函件中，张謇列举了数位中外人，讲述他们因捐款兴学受到时人赞誉的事迹，劝对方捐家资十分之一二，兴办盲哑学堂。但这封信函寄出后，便如石沉大海，再无回应。于是，张决心依靠自己的力量兴办盲哑学校。
宜统三年(191)，张乗海轮赴烟台，特意参观了外国教会创办的盲哑学校，重点考察了其教学设施和办学师资。翌年，兴起筹建盲哑学校募捐义举，同乡程仰之捐银6000元南通女善士顾淑基の赠长阴沙圩田百亩(市值万余元)，成为兴办盲哑学校的重要经费。
在筹办盲哑学校的过程中，张进一步认识到，中国的盲哑教育，仅有学校而无师资，是无法推进下去的。因此，在开办盲哑学校之前，应先建立一所盲哑师范传习所，培养专门教师，从中挑选出有慈爱心和忍耐心的人，担任哑学校的授课教师。但是，由于经费不足，传习所的设想最终未能实现。后来张謇采取变通方法，于民国四年(1915)在南通博物苑内开办狼山盲哑学校师范科，聘请烟台聋校、北京盲校老师各一位，担任师范科教师，首期招收师范生9人，学制一年，为次年开办学校培育师资力量。
民国五年(1916)初，眼看学校招生开办在即，资金仍有较大缺口，已逾六十的张謇，不顾年老体迈，在《通海新报》上发表《为残废院盲哑学校鬻字启》，卖字筹款。11月25日，狼山盲哑学校终于顺利开校，张担任校长一职。学校以“培育盲哑师资，造就盲哑使其有独立自存之能力”为办学宗旨，教以各种工艺技能，教养兼施。在学校课程设置、教学方法、教学理念等诸方面，张充分吸收借鉴了国外先进经验，注重养教结合，在社会上起一股善新风。
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所由中国人自主创办、自主管理、独立教学的盲哑学校，狼山盲哑学校的创办，无论在传播新的教育理念，还是造福盲哑人方面，都具有了重要的社会价值。据悉，经盲哑学校培育出来的具有一定生产技能的学生，多服务于邻近地区，并以“動勉任事”而受到社会人士的好评。
博爱济人，融慈善于社会改良事业
自上文提及的民国元年(1912)“张李会晤”后，张謇便正式将慈善事业纳入改良社会的系统工程之中，其慈善事业也自此进入鼎盛时期。民国元年五月二十五日，是张謇六十大寿的日子。念及乡里因无子女奉养而孤寡的老人，张发出了创办养老院的倡议，并将宴客费3000元与亲友捐助所得，作为办理经费。养老院的院址选在南通城南白衣庵旁边，占地175亩，院内建筑设备及常年费用均由张謇承担。院内其他经费，除社会各慈善家的馈赠及基本产外，主要源于来参观的宾客。院中设有募捐册，如果来参观的宾客慷慨捐助金钱及一切日常用品，就登记下来，按月登报并记入年册。对于工厂、钱庄、商号以及米行、粮店、饭馆捐赠的米、麦、面、饼、粮食、菜等实物，无论多少，也一律登报致谢。这种号召全社会参与的养老方法，不仅缓解了慈善经费紧张的情况，也传播了慈善养老的新理念。
在院内设置上，张謇将养老院分为男女两院，先于白衣庵左侧设男院24间，后在其右侧设女院16间。两院都单独设立了食堂、厕所、储物室、洗衣室而厨房、医务、储藏、接待、管理、看守等室则共用。养老院设有院长、主管、帮管等，并择精力充沛的老人充当院门看守、传信者。第一养老院于民国二年(1913)开院，共养男性80人、女性40人。后来，张謇的哥哥张照其设计，在海门常乐镇建立了第二养老院。七十岁时(1922)，张謇又用私资在第一养老院前面购地建造了可同时收养146位老人的第三养老院。
张謇创办养老院，既不是沽名钓誉，也不是像迷信者那样追求“阴功”。他曾在1922年第三养老院开幕式上自述心迹:“夫养老，慈善事业。…不过自安乐，便想人家困苦;虽个人力量有限，不能普济，然救得一人，总觉心安一点张希望通过自己创办的养老院，带动社会好善之士推广设立，从而营造出爱老、敬老的社会风气，达到“不使一老人流离失所”的目标。这种博爱济人的情怀，不可谓不令人感动。
相较于养老院，南通济良所及野犬栏的设立，更进一步表现出张“博爱”的慈善理念。中国传统社会的慈善救助机构，往往对救助对象有较高的道德要求，不符合主流道德规范的人，如坡女之属，一般得不到应有的救助。但张所建的济良所，却是一种专为不良妇女和姆妓而设的收容机构。1914年，张謇等人利用南通城内南街已废税务署之旧址，并收购部分民房，改建为济良所。济良所内的女子，每天上课4小时，学习国文、伦理、算学、缝纫、手工、洗濯、烹等课目，六个月毕业。南通济良所设立后，累计有近千名妇女得到收容，在改良社会风气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。
至1920年，南通有恶犬妨碍交通，警察建议按照西洋人的办法，直接枪杀。张謇则认为，这种直接毙命的方法无异于诛杀不服管教的百姓，倒不如将野犬分为公母两类，中间用围栏隔开，减少其繁殖。并在不久之后于南通城南郊和西南郊设立了野犬栏，遮藩加树，将野犬圈在其中，并募集糠秕碎米，无论冬夏，都予以食物喂养。野犬栏的设立，彰显出了张容普适于整个自然界的博爱理念，也成为中国特殊慈善机构设立的开始。
可以看到，张容以一人之发达造福了一方百姓。他改建、创办诸多慈善机构，使社会弃儿、盲哑儿童、孤寡老人、残疾人士、流民乞丐、妓妇女，甚至野犬之类，都得到了妥善照顾。曾就读于南通大学农科的陈翰珍回忆南通，称“工业发达，佣于工厂者亦有数万。又因有养老院、残废院、贫民工厂及育婴堂等，故余来通两年余，窃盗之事少闻，乞食之事鲜见。虽不敢说夜不闭户，道不拾遗，然索诸千七百余县中，亦独一无二仅有绝无之桃源地也”。南通从长江化岸的一隅小城一跃成为各地模范，甚至收获了“中国近代第一城”的美誉，张謇则成为无可皆议的“近代南通之父”。
兴办公益，创国人首所公共博物馆
在上述慈善实践外，张容还于二十世纪初期在南通创设了博物苑、图书馆、公园、公共体育场、气象台等一批新型公益设施，大大拓宽了传统善举的范围。其中，南通博物苑的成功创立，更是令南通跃居为中国博物馆事业的发祥地1903年的日本之旅，大大加深了张謇对近代西方文明的认识。光绪三十一年(1905)，张根据在日本考察所得，先后上书学部和张之洞，建议仿照日本，于北京设立帝室博览馆。张謇认为，博览馆合博物苑、图书馆二者优势，可弥补学校教育的不足，“使承学之，有所参考，有所实验，得以综合古今，搜讨而研论之耳”の，故建议先于京师设博览馆作为模范，之后再推行于各行省、府、州县，令各地学子都能够有机会学习观摩。此举不仅能够保存国学，还能帮助林学子增长见识，有益于开化社会风气。此外，张还提出将展览内容划分为自然物品、历史物品和美术作品三大类，“以所造时代”对之进行划分的想法。其中的许多论述，成为中国博物馆学的理论基石。
然而，这番热忱建言，并未被没落的清政府采纳。但张没有就此放弃就在上书同年，张回到家乡南通，在通州师范以西，购民房29家，迁移荒冢三千余座，平土筑垣，创建博物苑，开始了其博物馆事业的实践。2翌年，张謇将兴建中的公共植物园规划为博物苑，占地2330平方米，分中馆、南馆、北楼和东楼。苑内设有4个陈列馆，分列自然、历史、美术、教育四部分文物与标本，主要来源于各地人士和寺院的捐赠、授予。据1914年编印的《南通博物苑品目》，苑内共收录文物、标本2973号，每号一件至数件不等。
博物苑遵循“设为庠序学校以教，多识鸟兽草木之名”的办馆理念，苑内种植树木花草，饲养鸟兽，并有亭榭、假山、荷池等园林建筑。环境优美，藏品丰富，对公众教育的开展大有助益。1912年，博物苑正式更名为“南通博物苑”据闻，为方便公众参观、保护博物苑，张不仅亲自拟定《博物苑观览简章)提供指导，还专门聘请了通晓外国语言的引导员，负责导览工作。如此诸端，可见其于博物馆建设所付出的心血。张謇认为，“自欧人导公益于文明，广知识于世界，上自皇家，下迄县郡地方，学校成有博物馆之设”。既然博物馆是善公益事业的一部分，而慈善又是地方自治的重要一端，张自然不会掉以轻心。
南通博物苑自建设以来，就成了地方教育的重要一环，后来虽在日军铁蹄下修遭破坏，幸而在新中国成立后得以恢复重建，至今仍发挥着教育公众的作用。张本人也因创办了国人的第一所公共博物馆而被誉为“中国博物馆之父”。
2020年11月12日下午，时在江苏考察调研的习近平总书记专程来到南通博物苑，参观张謇生平介绍展陈。对于张兴办实业、教育与社会公益慈善事业的事迹，总书记给予了充分肯定，并称赞其为“民营企业家的先贤和楷模”。这已经不是总书记第一次在公开场合为张“点赞”，早在三个多月前的企业家座谈会上，总书记就曾公开称赞张为“爱国企业家的典范”。回溯历史，张謇以状元之身兴办实业，但“言商仍向儒”，心怀天下苍生;待实业有所成，又将一腔热血投入教育、公益慈善，并将之作为一生事业，孜孜追求。在其多年的苦心经营之下，南通一改落后之貌，顺利实现近代化转型，一跃成为全国“模范县”。张謇一生所获财富无数，却都被投人改良社会、救国济民的实践之中。
作为近代史上具名气的实业家、慈善家，张謇真挚的爱国情怀、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以及兴办实业的大无畏精神，使之无愧于总书记所予“民营企业家的先贤和楷模”的称号。而张謇在慈善实践中的一系列创举，也使他获得了诸多美誉。南通慈善总会副会长叶沈良就撰专文指出，“中国历史上行善之事、之人、之论，可追溯者众多，但在中国近代史上，兼具慈善理念、慈善影响、慈善留存于一身者，张謇当属第一人”。如今，斯人已逝，而遗风长存。张謇当年兴办的一系列事业，有许多至今仍泽被一方。让我们追随这位先贤楷模的慈善脚步，共同学习发扬其仁爱济民的精神。
（文章来源于江苏慈善人物故事）
